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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那里，仁是一个极其崇高的精神境界，绝非轻而易举就可达到的，孔子称赞颜回也只是做到了三月不违仁，但是仁也并非玄远、高不可攀。

三、船山的人禽之辨与其对圣人践形之学的阐发 在船山对《孟子·离娄下》第十九章的诠释中，又从人禽之辨的角度，结合《中庸》尽性之义而对孟子所谓圣人践形说，进行深入阐发，并将其指向创制显庸所彰显之礼乐文明创建之义。船山批评真德秀，以能否存心诠释人禽几希之异，并以昭灵能觉之心界定心之内涵。

所谓行仁义则为学者学知利行之功，二者正如孔子所谓安仁利仁之分，有自然与勉强之别。船山认为宋明学者以虚灵、知觉、妙悟等说，诠释心体及其功能，无不受到二氏之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基于人之现实存在的形色之身，而对所谓大体小体之功能分合，展开分析，并进而重构儒家的心性工夫论。呜呼!此孟子之所以为大人，而功不在禹下也。故在解读这段文字时，需从文句结构与义理层次两面，细加体会与分析，方能更深入地领会其中的无尽之意。

船山指出小大异而体有合,大体固行乎小体之中，而小体不足以为大体之累,从之者异方为大人、小人之别的关键所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其一征矣。因此，当今人类治理之完善之要，在于在技术飞速进步和社会不断发生演变格局的时代，能够让人心安定。

[28] 陈雷：《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因此，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亦即人民幸福目标的达成，不仅在于物质上的满足，还在于要让每个人真正获得心底的平静和安宁。[15] 姚中秋：《儒家非宗教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而中土的文化则同样强调平等和行善，平等来自于道家，道生万物，故人人平等于道[9]，而行善则来自于儒家的仁义[10]观念，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故人应该行仁行义。

正因为此，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治理的探究，就不能不重视和剖析中华大乘佛家思想以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人类面对纷繁的世界和更好的实现治理时，其亦有重要的启示。

这不仅是儒家的作用，也是释道的助益。[2] 程恭让：《释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的交流性问题》，《五台山研究》,2021年第1期。这为在战乱破碎时代的安定人心起到了极大作用。当然，释迦牟尼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原创，还大量借鉴了婆罗门教的广泛的普遍修行方法和知识体系[3]，如禅定和轮回，但其核心要义与婆罗门教有三点根本不同，一是从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转向清净涅槃。

当然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其对于佛教表面上都是批评的，因为不批评不能立主张，但其一实因未彻悟而多有钦羡，如朱熹言，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三则，通过大兴佛教，也成为另一种形态的文治。因此，儒道释三家互动而为中华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很深的助益，使得中华传统治理在秦以后走上了文重于刑的道路。由此可见，在佛法东传以前，中华本土形成了奉道为宗，百花齐放的思想格局。

然而，佛法传入中土后，立刻就开始了从严格的教派传播向世俗传播的转换过程。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以上三者：首先，大乘佛教无论是空性观还是唯识论，皆承认存在一个更普遍的真理或者本体，当然这一本体本质上不能够以通常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来思量，即虽然存在，但亦无相，所谓真空妙有。

这既包括少数西方政治家的心不安定，亦包括世界人民的心不安定。因此，公元以后的佛教在印度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式微，乃至于禅宗初祖达摩要东渡中土来弘扬大乘，称赞东土好一派大乘气象，其核心正在于在当时已经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为大乘佛教的生根发芽准备好了社会文化的沃土。

所以更没有执着的人我之别。（三）平等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各家都有平等的概念，道家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众生皆是大道的产物，亦是天地的产物，儒家讲，有教无类，法家讲法无贵贱。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佛学 佛教 。大乘佛法承认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一切法皆为佛法，只是因缘不同表现不同。而这个识在宇宙万物，则形成了客观世界。而道家的道生万物，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与大乘佛家一切法皆为佛法的宏大教观如出一辙。

例如顺治帝曾撰写《赞僧诗》，羡云，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民间一直传其最后出家，康熙多次朝拜五台山和普陀山，雍正更是自号圆明居士，亲自开坛讲法。（一）佛法在中土走入世俗 佛教在印度始终是以出家的教派为主的，为此释迦牟尼还制定了严格的律法（如《四分律》列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从而规范僧侣的行为。

因此，唯识论提出，世间万物万法，皆统一于识。当身体消散时，我也随之而分解。

在今天人类的治理体系中，尽管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进步的努力，但是各种不平等甚至远超以往。这就是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所以，道家在佛法东传以前，并非教派。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道家讲大道不仁，法家讲以刑止罚，儒家讲仁爱和恻隐之心，而佛家的慈悲既包括了以往的治世观，且更加彻底，因为佛家的慈悲是建立在彻底无我和众生一体平等的基础上。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虽然印度也有在家众，然而，出家人始终是高于在家众的。

佛法自东传以来，一方面作为宗教形态在中土传播，形成了以禅、净、律、密、法性、唯识、天台、华严等八大宗派的大乘佛教体系。[3] 王恩洋：《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思想的分化》，《佛学研究》1996年。

围绕着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则是万物的无常之理。因此，法家本质上是大道秩序的人间化。

其基本要义在于：首先人生皆苦，苦缘为集（执着、占有、贪婪），灭集成道，得道成乐。因此，业缘或者因果，成为支配世间自然与生物的共同的基本规律。

因此，可以说，上古原始道家经百家争鸣开始分裂为各家，其中一脉经孔子整顿，将其世俗化，主张循周礼治国，行仁义之道，成为儒家，继而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历代显学。彻底的平等观将有助于解决人类心中的等级优越和阶层执着，从而更好的建立一个平坦的世界。因此，释迦牟尼认为要断苦，根源在于灭集，而灭集，根源在于勘破假我的幻象，灭掉心中的我执。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被称为原始佛教[2]，其核心在于四个字，即苦集灭道。

加之如前所述的中国本土儒道家本身具有的包容的气度和本体论的一致，使得大乘佛教在初传入中华就有机会成为一时之主流正统思想。佛法在对于儒家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唐宋时期，唐宋佛法大兴，尤其是禅宗广受帝王将相和士大夫阶层所钟爱，乃至于武则天自认为是弥勒转世，唐诗之妙，多有禅门之风，宋代亦然，如苏轼等皆深研佛法，甚至自认为前世为僧。

这实际上与禅宗的心性本体论是完全等价的。在这种规律支配下，也就形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间善恶观，从而指导着人生的行为。

而在世俗谛上众生平等于无常和轮回。尽管如此，儒家依然非教，保持了原始道家兼容并包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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